齐齐哈尔历史文化解读——清代齐齐哈尔流人漫笔文化之一
上载日期:2019-12-25来源:社科联

                             千里流放


                  


  用比较通俗的语言介绍流人及流人文化并不容易:引经据典往往回到学术论证之路,平铺直叙又难以表达清楚,但我还是愿意直白地向大家介绍这种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


                  


  所谓流人
  流人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指流寓、流戍、流放者;狭义的指被统治者按律例强制遣戍的罪犯。在清代的齐齐哈尔乃至黑龙江,除因犯罪而被流放的官员、百姓外,尚有部分不完全属于流人的水师营营丁、驿站站丁、官屯屯丁;有汉族,也有满族等其他民族;有普通百姓,也有宗室、觉罗;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不识字的白丁,也有文化人,甚至是大文豪。
  来到黑龙江来的第一批流人,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被清廷发遣的“盗徒”。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四月,有一千六百一十二名流人成为黑龙江、墨尔根城披甲之奴。此后,各种身份的流人不断增多,归纳起来,不外乎八类,即:抗清斗争失败者,康雍乾时期犯文字狱案者,乾嘉时期在东南沿海为盗者,犯教案者,秘密结社者,渎职(包括科场案)者,贪赃枉法、营私舞弊者,政治斗争失势者。从数量上看,到光绪八年(1882年),黑龙江将军辖区各城累计接收流人二万六千一百五十七名。其中,已故二万三千四百六十二名,逃脱未获流人五百一十八名,逃脱已获二百七十三名,调发一千八百零八名,现存三百六十九名。除了走死逃亡,平均每年有近四百名流人生活在黑龙江,以齐齐哈尔居多。总体上,有清一代,黑龙江将军辖区流人数量大概在三万名左右。


                  


  从上面的表述不难看出,流人是这样一种人:因罪被统治者强制流放到边远、穷苦、烟瘴之地受奴役、管制、实边的客籍居民。按照这个简单定义,可以说,齐齐哈尔流人是清廷把触犯其统治地位或利益的人加以罪名流放到齐齐哈尔惩处的“人犯”。 


                  


  流人文化
  流人自古就有,这一点学术界没有分歧。但存不存在流人文化?有一定分歧。有的人认为,流人大多是罪犯,不可能衍生出什么文化;有的人尽管承认流人文化存在,但不能清楚、完整的表述;有的人认为在清代流人是驿站站丁、水师营营丁、官屯屯丁及其他被流放来的罪犯,流人文化是各种文化的集合,等等。还有一些观点不乏偏颇,在此不一一列举。
  一种文化的形成,往往具备几个条件,比如,一定的地域、长时间的累积、人群认同及特殊心理、物质非物质遗存、社会影响等。关于流人文化,我在拙著《齐齐哈尔流人研究》一书中曾经探讨过。我以为,清代齐齐哈尔的二百多年流人史,足以形成一种文化现象。
  清代的流人,有完整的管理体系。无论是在流人流放里程、接收安置、管理考勤、追逃惩治、释归赦免方面还是在数量控制、层次编配等方面,均十分完备。什么样的流人有什么样的待遇。对宗室觉罗一般采取管束、圈禁,仅限制其自由;对犯罪官员,采取安插、安置、效力行走,充当苦差,进行“劳动改造”,三年释归,可以复官;对于免死流放的普通百姓,则发给披甲人为奴并累及子孙。
  流人发遣受律法约束。为使流人发遣数量、地区平衡,杜绝社会隐患,清廷多次调整对流人律例和政策,对齐齐哈尔流人产生较大影响的至少有四次,从而导致康熙朝流放地由宁古塔向齐齐哈尔转移、雍正朝减少向黑龙江发遣宗室和觉罗数量、乾隆朝文字狱流人增多、嘉庆朝流人数量减少。


                  


  在大多数流人身上,具备坚韧的生活态度。清代,黑龙江被称为极边之地,酷冷异常,被中原、岭南人所忌惮。在人生地疏的环境里,以戴罪之身来到冰天雪地,是极为恐惧的。除被圈禁的皇室成员外,流人都要自食其力。有文化的流人可以做幕僚,教书,当医生,但大多数流人目不识丁,只能为奴,从事打鹰,晒碱,菜农,采集,佣工,伶人等差役或工作。一旦沦为流人,必定为争取生存苦苦奋斗。这种精神,在大多数流人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流人的内心是复杂的,因地位不同又呈现各种状态,但普遍有一种“非客而居”的心理。这种心理,对于流人来讲,是“熬”的心态,最大的愿望是摆脱困境,官复原职或放归故乡。
  对于齐齐哈尔人来说,因社会层次的不同,对流人的态度也就因人而异。但有一种特殊的现象,由于边远地区文化落后,导致部分有识之士对文化流人重视有加成为清代黑龙江一大特色。由此,为流人创作提供了条件,激发了欲望,从黑土地上滋生出野史笔记、戏剧诗歌、书法绘画等精神食粮。


                  


  在齐齐哈尔,天南地北的流人特别是文化流人表现出随遇而安、自强不息的图存精神;身处逆境、奋发有为的进取意识;国是为重、忧君忧民的忠孝传统,等等,为流放之地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尽管它在感观上似乎显得沉重、悲怆、卑微,其实在骨子里面,则是坚韧、执着、不屈和昂扬。但流人也带来的许多不良甚至是恶劣的东西,一定程度污染了黑龙江淳朴民风也是事实。
  由此,可以这样说,齐齐哈尔流人文化实质是齐齐哈尔流人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在齐齐哈尔这片土地上,把各地文化,尤特别是中原文化与北方民族、地域文化结合产生的新的文化现象。


                  


  流人社会
  在齐齐哈尔,存在一个潜在的流人社会。
  流人之中,高高在上的仍旧是皇家宗室、觉罗。据《黑龙江外记》记载,嘉庆年间,“一宗室遣戍将至,其本旗协领谋于同事曰:谒见问起居,我膝当几屈耶? ”本为犯人,人未至,已经受到了本旗协领的关注。在黑龙江,被圈禁的皇室成员依旧耀武扬威、颐指气使的大有人在,一旦被举报,也往往受到更严厉的处罚。 
  嘉庆朝,部分被流放黑龙江为奴的大内太监十分猖狂,动不动就称奉皇帝旨意而来,使其主人心生畏惧,“倾家奉之而不足”。于是请求黑龙江将军将其“请走”,别指一主。但转到下一家,太监们往往旧病复发,勒派如故。后来,某宗室据实条陈于清廷,皇帝谕令严加管束,太监们的气焰始被压制下去。
  被流放的大臣,往往有较大的自由度。如侍郎保泰,在齐齐哈尔活的就很“滋润”。又如嘉庆年间参赞大臣爱星阿“初谪齐齐哈尔,以百钱得双鲤”,外出活动也很随意。再如,光绪初年提督陈国瑞被安插到水师营后,西泊垂钓,宛若赋闲。此外,那些在黑龙江将军衙门担任幕僚的如刘凤诰、英和、张光藻等流人,能够接近将军、副都统等,自然享受到特殊的关照。
  因冒赈案、文字狱等发配来的官员、文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靠做教师、医生,能够维持生计,也受到齐齐哈尔汉军、水师营、驿站的重视,日子过得还不错。还有一些流人,靠手艺养活自己,成为城市手工业者。
  为奴人犯的境遇最为悲惨。按照律例,为奴的流人由黑龙江将军指定分给披甲索伦、达斡尔为奴。对于为奴流人,清廷规定,奴主有权处死为奴之犯,还不受追究;严行管束,断不许勒索赎身奴犯及任听奴犯在外居住;为奴之犯在受到责罚时不许自卫等等。还规定了一些具体的惩罚措施,等等。为奴流犯的子孙往往世代为奴,不许出户为民,更不许科考。
  因状况不一,流人结局大有不同。随旗当差流人,三年流放期满可以回归主流社会。而其他流人则没有那么幸运,特别是因文字狱得祸者,殃及子孙,禁锢塞垣,连续至四、五代难以翻身。


                  


  社会生活中,流人扮演着各类角色,处处可以见到他们的踪影。据《黑龙江外记》记载:“上元赛神,比户悬灯。岁前,立灯官。阉、屠、侩名于神前,拈之。锁印后,一方之事,皆所主。……开印之前夕,乃自匿去”。当时为阉、屠、侩者,多是流人。又如在丧葬方面,“流人死,苟且棺殓,瘗城外,往往受狼犬之累。掩骼埋胔之令惜无行者,而发冢一事,亦时有之。”结局之悲惨,为部分流人的境遇。“客死者,柩还乡时,请鬼票于城隍庙,遇关津焚之云,不然,魂不得过”。为此,流人龚光瓒释归时,曾经为亡儿龚宝宝请过鬼票。
  在社会底层,迫于生存,一些流人从事着低贱、阴暗的营生。“齐齐哈尔赌风最盛,……流人设局渔利,寺庙店肆处处为博场,亦肆无忌惮之一端”;“倡妓之辈,其始流人贱户,迫于冻馁为之”;流人“其无赖者乃聚赌、窝娼、窃马牛为事,甚或结识将校,勾引工商,兴讼造言,主不能制,官府亦不加察”,而地方一些人,“犹以给奴为恩,得奴为喜,强卖逼赎,诸弊丛生”。
  有清一代,流人的反抗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逃匿、杀死奴主的事例很多。为反抗迁奴令,嘉庆十七年(1812年),墨尔根流人在回民韩自有、马伏龙联络本城流人四十余人发起暴动,部分流人得以逃脱。


                  


  流人贡献
  清廷流放人犯到边疆,惩罚之中有实边之意。客观说来,流人的社会贡献对促进齐齐哈尔乃至黑龙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驻防建设方面,被安置于八旗、水师、驿站、官屯的流人以军事化的形式,长期承担了兵役、驿递、官屯耕作等任务。由于文化流人多科举出身且有长期从政经验,也成为黑龙江地方官处理地方政务的得力帮手,一定程度提高黑了龙江将军衙门的政务水平。
  在开发边疆,发展地方经济方面,流人把内地休闲、翻茬、轮作等先进的耕作技术带到黑龙江,提高了作物产量,粮食和蔬菜品种也得到极大增加。尤其是齐齐哈尔种植业的发展超过了黑龙江其他地方,很大程度改变靠天吃饭的耕作模式,奠定了近现代农业的基础。流人的到来,也促进了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从事手工业、商贸、运输者遍布城乡。


                  


  在繁荣文化方面,流人或诗以咏志,或记述见闻,或结社集会,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有诗集,有诗社,有集会,有方志,有书法,有绘画,清代流人创造的文化至此形成又一个高峰,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流人文化的绝响。
  流人一定程度影响甚至改变了地方风俗。土著居民更多吸收、借鉴了流人从中原带来的定居、建房室、食饭蔬、穿布帛、用瓷器的生活方式,逐步改变了穹庐为室、肉食、衣皮、用木器的原始习惯。节日以及婚丧嫁娶,汉人与土著居民风俗习惯逐渐融合,区别越来越小。流人从医人员带来的中医,对当时崇尚萨满、巫医治病的土著居民来说影响很大,而一些无神论的思想产生的作用更大。流人也不断学习,吸收了土著居民居住饮食、骑马射箭、打柴烧炭等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
  清代齐齐哈尔流人社会更为明显的变化出现在咸丰、同治之后。以实边、足饷为目的的移民招垦兴起,大批的关内流民进入黑龙江,与当地得到释放的流人一体,成为黑龙江土地开发、经济推动的主力,加速了八旗制的崩塌。而汉族与土著居民人口结构的转换以及由此带来的汉文化冲击更为巨大,深刻地改变了齐齐哈尔的文化状况,影响至今。
  清代齐齐哈尔流人存在了二百余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特别的行为方式,有着特殊的心理。许多文化流人能够自觉的把感受、见闻述诸于文字或书画,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这就是流人文化的实质。



                  


                        道光年间流放齐齐哈尔的户部尚书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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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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